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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评价中“吹哨人”要敢发声,管理部门要善倾听

时间:2021年04月12日 作者:孙昌璞 来源: 中国科学报

 

2020年,在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,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科学技术在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;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》也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。

举国体制的要旨是集中力量办大事,而确定什么是大事,不仅要考虑面向国家需求,而且要有科学精神的考量。

过去40年,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,早已走出了整体“底子薄”的困境,然而中国人均“底子”仍然薄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因此对于那些乱作为、假作为的科技“大事”,必须时刻保持警醒。

然而,判断科技发展中的“大事”“小事”,在今天科技治理环境中既有现实中的困难,也有逻辑上的窘境。在原始科学创新方面,该问题更加突出。

以下讨论的前提是“吹哨人”有资质且负责任。否则,要么“哨”而无声,要么“喷”而无益。

清晰定义“从01的创新非常困难,对新事物的观点更会因人而异。

“创新”的科学领域在萌芽期还看不出重要在何处,但有可能发展成为短命的“热点”或有前景的前沿领域,一旦有科学训练的人提出不同科学意见,即“吹哨”,发声者的学术声誉就可能面临重大考验。

如果该项目、方向,个人的发展出乎“吹哨”的判断,有声望的发声者也可能会被别人讥为“学阀”;如果“哨”吹对了,发声者学术声誉也不会有所增益。

被吹哨的“创新”于国于民可能无益,但创新热点被叫停,利益相关者仍然可以说,是发声者扼杀了进一步改进和发展的机会,逻辑上发声者还是容易被认作某种意义上的“学阀”。

囿于各种评审规则和规矩,近年来不少科技项目评审像工程招标一样,不允许现场讨论,没有面对面的学术争论,“吹哨人”被视为另类。

因此,即使有人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,作为社会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人、利人利己的最优化选择,在大多数情况下,也尽可能说好话或模棱两可,极少“吹哨”。

然而,这些精于世故的行为,集体互动、长时积累,不仅对中国学术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机体造成了伤害,还将影响到创新型国家的建设。

2020年,科技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台了一些指导科技工作的规定。例如,抗疫优先于发表论文和破除唯SCI至上论,以引导科研人员把研究精力全部投入到各项攻关任务上来,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,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,初衷很好。

然而,我担心有人会将“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”误解为“几分之一发表在国内期刊杂志上”;我也担心,本应发表在国际有共识的学术期刊上的基础研究成果不能如期发表,导致“不唯SCI”变成了“不要SCI”。

必须承认,中国科学发展在原创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,完全放任不管也有可能变成学术“新冠”,但面对有些慢性病,要安静下来细心诊断、对症下药,否则一剂猛药,祸将至矣。

要破解科技评价中“吹哨人”的窘境,就要有更多人从科学良心出发,立足于纯粹学术和自己的科学判断,对事不对人、对此事不对彼事。

每一个个体,如果都不能适时地发声,就会集体失语,学术底线就会失守,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会失盗。

“吹哨”难免有杂音,杂音可能来自学术素养不足,也可能来自利害的权衡,但发声人多了,就会涌现出来一个客观的主旋律,这种社会学效应可以类比叫作Emergence的基本物理学规律。

然而,“吹哨人”要有责任担当和科学精神,有基于学术底蕴的行动胆识,这样才能在任何场合都不说假话,尽管有时发声也可能会说错。

科技管理和学术领导部门要上下负责,努力营造包容的、“勇于发声”的学术科研环境,善于倾听不同的发声和“哨音”,绝不可以各种行政方式武断地一味抵制“哨音”,这样才能为中国的科技强国建设提供适合科技创新的肥沃文化土壤。

(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生院院长,本文转载自“科技导报”微信公众号)

《中国科学报》(2021-04-121版要闻)

来源:

http://news.sciencenet.cn/sbhtmlnews/2021/4/361865.shtm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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